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历程
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历程
—为庆祝建国70周年而作
记得1949年5月，南昌市解放时，我还未满十岁，正在离我家附近的渊明路旁的高桥小学读三年级，为了欢迎解放军进城，我家居住的象山南路近旁的渊明路街道的居民扶老携幼站立在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欢迎解放军进城；我还记得1949年10月13日学校少先队大队部组织全校师生开庆祝大会，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在大会上少先队总辅导员老师宣布我参加了首批少先队员，并领着新队员举起紧握右拳的右手，向着队旗领读“入队誓词”。我还记得我的班主任兼中队辅导员黄宝珍老师，还亲自为我佩戴鲜红的红领巾，教我们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歌，顿时有一股“光荣感”和“自豪感”在我这位少儿的心里油然而生，与其他新队员一样脸上绽放出喜悦的花朵！
弹指一挥间，昔日的青春少年转瞬间成了今日两鬓染霜的耄耋之老翁。
回顾我这一辈子，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身处社会大变革时期，加上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的前半生历经坎坷命运，尝尽酸甜苦辣，饱受世态炎凉，身坠命运的最低谷……。（这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历史在曲折发展中前进的必然现象）有幸中老年时，遇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此时.我才从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迷茫和彷徨中走出来了。邓小平同志上台后，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给我的生命带来了“第二个春天”，让我产生“风雨过后见彩虹”的喜悦感！回顾“共和国”70年历史，我的最大感受是：通过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人民生活的对比，深刻理解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圓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下面我想列出如下十个小标题，来向读者讲述我的“家史”及我的“追梦历程”：
一、在“国民政府”当“代理市长”的父亲
二、父亲离家出走到台湾
三、母亲含辛茹苦抚育子女
四、回忆“大跃进”年代
五、回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六、回忆“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七、父亲落叶归根，与家人团聚
八、艰难的入党考验
九、退休后，南下深圳发挥余热
十、有生之年的心愿
一、 在“市国民政府”当“代理市长”的父亲
据父亲1988年5月第一次回南昌探亲时，向家人谈到他抛家不顾去台湾的历史背景时说：“49年5月，南昌解放时，我还只有30岁，正值‘而立之年’，可谓‘血气方刚’正是为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效力的好时机。我记得37年我在南昌鸿声中学读高二时,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我与同窗好友叶维恭，（也是我上饶师专的老师，解放初曾任江西浮梁师范校长，后调江西教育学院任教授，90年暑假父亲第二次回南昌探亲时，我曾陪同父亲去拜访过他）曾经想冲破国民党封锁线到延安去参加抗大，后因成了家，有家庭拖累，没有去成，当时感到很遗憾！现在解放了，这正是我弥补这个遗憾的好机会。当看到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从南昌撤离，解放军势如破竹，已与南昌周边几个县的国民党部队正在进行鏖战，还没有进城，国民政府市长伍季山已携带家眷逃往台湾，南昌处于‘群龙无首’的‘真空时期’，我当时任南昌市国民政府主任秘书。在当时市政府广大行政人员的推荐下，让我当了三个月的‘代理市长’。(2月至5月中旬)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我以市政府名义，在南昌市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公告”，目的是希望各界市民，在解放军未进城之前，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稳定。其中我记得有商铺照常营业、工厂照常开工、学校照常上课、电厂确保供电、自来水厂确保供水、市辖公安人员坚守巡逻岗位这样几条。我也经常下到各街道、各部门去巡查。在我代理市长的三个月中，可以说确保了南昌市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 父亲接着回忆说：“5月23日，南昌一解放，我就与南昌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邓飞面对面办移交手续，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国民党市政府的各类档案和物资财产清册一大叠，亲手移交给他，在移交的各类物资中，小至每个办公室的茶杯，大至国库的金条和银元，我都带他现场验收，如数清点。正是因为我办移交有功，所以被‘宽大留用’在市建设局当总务处处长。当时建设局的刘振东局长（东北人、大学生，曾任东北土改工作队队长，南下干部，后任九江专区地委书记、江西省交通厅厅长）为了加强南昌市的防汛工作，要我负责整修加固富大有堤防汛工程，并且任命我为‘富大有堤工程总指挥’。我每天起早摸黑带领几千民工上工地修堤坝；有时还和民工一样干扛沙包、担畚箕挑土的体力活，每天很晚才回家。正是因为我担任‘总指挥’时，积极肯干，坚守岗位，确保了‘富大有堤’防汛工程如期竣工作出了贡献，我才能在防汛指挥部举办‘富大有堤防汛工程竣工典礼’的大会上，刘振东局长才亲自为我授予鲜红的一面‘甲等劳动模范’奖旗。我为了得到单位领导对我的更大信任，后来我又报考培养革命干部的江西省八一军政大学，后因政审没有过关被打掉了。当时，我为此事感到很遗憾！
更使我心里感到忐忑不安的是：那时经常是隔三差五要我们这些‘伪职人员’到市政府去听市领导训话，如‘你们这些伪职人员，要向组织上如实地交代你们的历史问题，人民政府就既往不咎！’‘如果你们有历史问题，隐瞒不向组织交代，将来一旦被组织上查出来了，你们将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之类的训话。目睹眼前现实，与我原来对共产党的高度信任感相比，却大相径庭。（我还依稀记得南昌解放时父亲还教我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解放区流行的歌曲呢）
我记得有一次，刘振东局长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特找我谈话说：‘老钟，中央已下了文件，江西不久也要搞土改了，我曾参加过东北土改工作队，那时整了不少人，不但斗地主、富农，有时连地主、富农的子女也一起陪斗，听说你家也是地主成分，所以，以后你说话和做事要特别小心些！’听了刘局长关心我的一番谈话，结合眼前的现实，我想如果我继续在大陆呆下去，将来一定会给我和家庭带来更大的‘麻烦’，在这种情势下，我只有离家出走到台湾，我想过三五年，等‘共和国’的政权巩固了，共产党的政策也会变得开明起来，到那时我再回家。没有想到在台湾一呆就半个世纪，要不是蒋经国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政策，那也许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回大陆与家人团圆。”说到这里时，父亲潸然泪下。
二、 父亲离家出走到台湾
我清楚地记得1950年5月1日一大早父亲对母亲说：“我今天要去单位参加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游行大会，可能会很晚回家，你们不要等我吃晚饭。”我还记得父亲出门前，母亲给父亲做了一碗猪肝汤面条给父亲吃了出门。
那天中午父亲没有回家吃午饭，母亲并不介意，直到晚上吃晚饭时乃至整个晚上父亲都没有回家，母亲也并不很介意，总认为他在建设局处理公务事耽搁了。
一直到五月二日，吃早饭、吃中饭、吃晚饭仍不见父亲回家，母亲就有点着急了，就对我说：“胜兆，你陪同我到建设局去看看你爸吧！看他到底在局里忙仕么事？”于是晚饭后，我就陪同母亲到市建设局去找刘振东局长，经过询问找到刘局长的住处，（我母亲曾与刘局长有过一面之交，四九年过春节时，我记得刘局长还来我们家拜过年）刘局长看到我们母子的到来，一边叫我们坐下，一边给我们泡茶，热情地接待我们。他先发话问我母亲说：“老钟怎么昨天没有来参加局里组织的庆祝五一节的游行活动？我以为他生病了，我正打算明天抽时间去看他呢！”我母子俩听到刘局长这样一说，心里开始紧张起来。于是母亲就告诉刘局长说：“老钟两天都没有回家，一个‘大活人’就这样从人间‘蒸发’了，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一大家人怎么活下去……”，母亲说到这里时，声音都哽咽了。和蔼的刘局长见到母亲如此惊恐焦急的神态，就对母亲说：“嫂夫人，您先去当地派出所报个‘人失踪’的案子吧，您不要急，据我了解老钟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他决不会做出‘极端’的事来，我明天也会去公安局‘报案’，相信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当时我和母亲带着一片惶恐沮丧的心情回到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塌了“顶梁柱”的八口之家。（包括太外婆、祖父、祖母、读高二的叔父、母亲、大妹、二妹和我）
当时，全家人处在在茶饭不思、寝食不安的煎熬中度日。等呀，盼呀，总希望听到父亲逢凶化吉的喜讯；我还记得当时祖母大人双手合掌，跪在“观音菩萨”瓷像前祈祷，保佑父亲平安归来的情景。
直到五月三日半夜，（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住在“下三益巷”我的三叔公（我祖父的同胞三弟，南昌市印刷厂职工）慌慌张张地带着用信封套好的父亲分别写给我祖父、祖母的信和我母亲的信来到我家。他说：“前不久，有人(我估计丟信的人可能是父亲的老同事)从我窗口丢进两封信后，就跑了。从信中知道，耀汉跑到台湾去了，现在你们也不要担心了，他人还在世上，他说过两三年他还会回来的……。”（三叔公住的是平房，家中窗户对着巷道）他写给母亲的信的大意如下：“……我知道这两天全家老小都在焦急的盼望得到我下落的消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人已经到达香港。五一节那天早上我对你撒谎说到建设局去参加庆祝五一节的大游行活动，其实我是乘火车到广州再到深圳，经过深圳罗湖口到达香港，准备在香港呆一两天后，乘香港班机飞往台湾。这两天我想到一家老小，我彻夜难眠，辗转反侧；我当时离开家中远走台湾可说是 ‘忍痛割爱’，完全是迫于眼前严峻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刘局长找我谈话后，更是让我下了暂时离开大陆的决心！这样对家里老小都有好处，到时不会因为我这个“伪职人员”而连累全家。我想过三五年后，一旦共产党的政权真正巩固后，到那时共产党对‘伪职人员’的政策也会变得开明起来，我也就会重返故里。
关于我个人的生计问题，你不必为我担忧，我会去找蒋经国先生帮忙。（1940年前后，蒋经国在担任江西赣南公署专员期间，我父亲曾在赣南公署所辖的慈善机构“广慈博爱院”的“救济处”当“处长”；我母亲在当时的难民学校“儿童新村”当教师）我走后，我父母和辉汉弟他们会搬到别处居住，此事我会交代光汉大哥（大伯钟光汉当时在南昌“华中医学院”当教授）代我多尽一份孝悌之责。
我走后，你可以重操旧业，向市教育局要求当一名小学教师，（我母亲毕业于南昌女子师范，解放前一贯做小学教师，只是中间为了料理家务中断了两三年）据我所知，共产党是最尊重‘三师’的。（教师、医师、工程师） 希望你在三五年内，咬紧牙关度过难关，很好抚育四个小孩成长（我父亲离家时母亲有孕在身，身怀三个月的弟弟），请相信：一旦大陆形势好转，我就会回家与家人团聚。……”
母亲看到父亲这封亲笔信后。精神上处于“半喜半忧”状态，喜的是父亲还活在世上，忧的是今后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圧在她身上，靠她一个弱女子如何维持家庭生计？……。
父亲到台湾后,曾写过两封从香港一家旅馆的徐老板处转来的信，向家中报平安。母亲在第二封回信中说：“……望你自己在外要多保重身体，家里的事情不要你担心，听说50年寒假市教育局在西湖区中心小学开办首届南昌市小学教师师资培训班，我会报名参加小学师资培训班学习，我一定在培训班很好参加培训，争取被教育局录用为公办小学教师，家里的基本生活也就有保障了。以后，你也不要给家中来信了，以免家中受到牵连，为了与你划清界限，我已到法院与你办理了离婚手续，我想你是可以理解的。……”从此父亲就一直未写信回家，一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才收到父亲从台湾经香港转寄来的第一封家书。
三、 母亲含辛茹苦抚育子女
我还记得母亲看完父亲的信后，擦干了眼泪对我说：“胜兆，你爸离开家了，你也不要担心，还有妈在你们兄弟姐妹身边，我就是带你们讨饭，也要把你们养育成人！”
我记得50年 12月27日我的弟弟钟洪浪降生了。此时，我母亲看着襁褓中的弟弟，她的情绪是“悲喜交加”，她对着摇篮里的弟弟喃喃自语地抽泣说：“你出生得不是时候，连父亲的面都没有见到，好像‘遗腹子’一般；后又自我安慰说，“家里添了一条小生命也好，更增加了我当母亲的责任感和生活的勇气！”
时间到了51年元月下旬，母亲生弟弟还没有满月，就托乡下亲戚请了一个叫“玉香嫂”的做事麻利能干的中年妇女来家中当保姆， 照看襁褓中的弟弟，携带保存的原“南昌女子师范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及 解放前母亲在各个小学任教颁发的“聘书”到西湖区中心小学报名参加了南昌市教育局于寒假举办的“南昌市首届小学师资培训班”学习。在学习班培训的一个月里，每天早出晚归，每天给弟弟喂两次奶，交代保姆中午给弟弟喂牛奶。在“培训班” 主要是对参加师资培训的人员进行思想改造，交代自己在旧中国的工作简历及社会关系，在“培训班”上，我母亲就交代了父亲在旧社会任职的情况及父亲50年离家出走到台湾的原因，“培训班”的负责人，看到我母亲对党忠诚老实，就录用她当了“小学公办教师”。我还记得当培训班结束后，母亲吩咐我到西湖区中心小学校门口的围墙上看“红榜”，当我带着紧张的心情抬头看这一百号被录用人员的名单时，可以说是屏住呼吸，连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后来终于在“红榜”上看到母亲“钟玉珍”的名字，（与我父亲是同一个“钟家村”的人）此时，我高兴得蹦蹦跳跳地跑回家，把这一大喜讯告诉母亲，终于看到母亲久违的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说：“老天爷总算保佑我们一家人，‘天无缺人之路’！”
母亲开始任教的两年时间是分配在靠八一桥旁的偰家塘小学当老师。 我记得母亲初到该校报到，学校安排她担任了四年级的语文课兼班主任，每天到“偰家塘小学”上班要早上五点起床，五点半动身，那时没有公交车，母亲从我家的“象山南路”到“八一桥”旁边的“偰家塘小学”要走一个多小时，要赶去参加学校7点钟的“升旗仪式”和七点半的“早读课”，母亲为了上班不误点，家里准备了一台小闹钟，每天定格到5点让闹钟响起来。我记得母亲在偰家塘小学教了 四个学期，(从51年到52年下学期) 在这四个学期，母亲每天起早摸黑、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可想而知，在她内心埋藏了多大的痛苦，可是面对膝下四个儿女，脸上总是笑嘻嘻的。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每天早上到偰家塘小学上班时总会扑面碰到一位急匆匆向相反方向行走的中年男士 ，后来打听一下，他也是当小学教师的，他家却住在偰家塘附近，却要到离我家附近的“惠民门小学”去上班，他也像我母亲一样，每天要在路上走一个多小时的“冤枉路”，后来他提出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建议：即双方联名向市教育局打报告要求对调，联名对调的报告很快批准了，那位姓徐的男老师调到了偰家塘小学，我母亲调到了到校不足十分钟的惠民门小学。
从1951年到1970年9月光荣退休，母亲先后在偰家塘小学、惠民门小学和上河街小学任教，其间她经历了“镇反运动”、“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探索革命前进道路的特殊的历史年代，连普通的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严重干扰，可想而知，身背“反革命家属”包袱的母亲，更是带着儿女过着“忍辱负重”、“雪上加霜” 的艰难岁月……。
我记得五三年南昌市开展“镇反运动”时，市公安局突然派了几位民警来我家进行“大搜查”，他们在我家住的两间房间翻箱倒柜进行搜查，看有仕么反动文件或金银首饰等不义之财没有，结果一无所获！最后，有位民警看到一个旧木柜（原来是装棉被的）也要求我母亲揭开木柜盖子查看，打开一看这位民警惊呆了——原来里面装的全是发煤球炉生火用的刨花。在场的民警都很尴尬，有位民警还幽默地笑着说“这就是伪市长的家底。”
我记得五八年“大闹钢铁”时，母亲刚刚从铁锅店买了一口炒菜铁锅，就被“居民代表”没收了，说“要捐献到街道办”去炼钢铁，结果又只得悄悄地到铁锅店重买了一口铁锅。
我记得1959年下半年直至1962年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粮食生产连续减产，母亲所在学校召开教师动员会议，要求每位教师“为国家节约粮食作贡献”，我母亲的粮食定量开始从29斤减到26斤，以后又开了一次教师动员会 ，定量又从26斤减到24斤，加上食油、猪肉、蛋类、蔬菜等各类副食品供应紧张。（凭标准极低的票证供应）尽管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如此紧张，她自己却省吃俭用，尽量满足在她身边生活的两个弟妹的生活需求。由于过度缺乏营养，因此她当时得了水肿病。（其间我在上饶师专读书，也因病休学回家；我大妹在南昌卫校膳宿）那时，我记得母亲带着两个弟妹在学校食堂搭早餐和中餐。有一天，母亲上第四节数学课时，突然昏厥过去，栽倒在讲台上，后来是两位青年老师把她搀扶回家的。
那时,猪肉也是每月发肉票供应，我家母亲和弟妹共四人，合计发两斤肉票，因家中经济拮据，像猪肉这样的“奢侈品”很少购买，有时拿肉票去和学校同事兑换粮票，母亲说“填饱肚子最要紧”。我记得当时母亲回家与我说过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我母亲的一位同事不知趣地找到我母亲说，她家吃饭的人多，猪肉不够吃，你家的肉票，反正很少用，不如送两张肉票给我好吗？母亲面对这位不明事理的老师义正严辞地回答说，对不起！我的肉票并没有浪费，我要拿去换粮票！我们都是做母亲的人，你关心你的儿女的身体，我也要关心我的儿女呀……。结果这位女老师只得自找没趣地扫兴而返。
我还记得母亲学校的工会有一年给我们家发放了一次20元的“生活困难补助费”，那天正是星期六，下午母亲下班回家对我们说：“我们家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肉了，今天我带你们到筷子巷的米粉店吃碗肉丝粉吧！”说来也巧，我们一家刚刚从米粉店吃完肉丝粉走出店门时，就扑面碰见母亲学校里的一位名彭✘✘的男老师，母亲当时显得很尴尬，对我说“这下不好了，彭老师是最喜欢打‘小报告’的人。”
果不其然，星期一母亲到学校上班时，学校工会主席王桂英老师（女）便找我母亲谈话说：“钟玉珍老师，听说你上周六晚上刚领了‘困难补助费’，就带小孩到餐馆去大吃大喝了一顿，有这回事吗？这样做，怕在老师中造成不好影响吧？”弄得母亲当时啼笑皆非，一时无言答对。后来母亲解释说：“就是每人吃了一碗两角钱的肉丝粉，一共是一块钱，哪里谈得上是‘大吃大喝’？！”后来，工会主席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说了一句“下次注意一下就是，你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还有一件事是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我记得在那“大跃进年代”母亲的工资每月是39元，要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实属不易，每月工资总是入不敷出，工资一发下来就要把上个月向亲戚同事借的债还掉，结果所剩无几，这个月又要向人借债。有一次晚饭后，母亲要我陪她到她的同事曹娅荪老师家借钱（女），因为我怕难为情，母亲说：“你怕难为情，就不要进去，在门口等我好了。”等了十来分钟，母亲从曹老师家的厢房里出来了，高兴地告诉我说：“曹老师借了我20块钱，这个月的生活费有了。”事后，我想，我怕难为情，难道母亲就不怕难为情吗？……
当时,尽管家中经济状况如此拮据,但母亲对待她班上的后进生却做到了耐心辅导。我记得母亲有一年在惠民门小学当三年级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时，班上有两个特别顽劣的学生，一个叫赵兴国、一个叫魏自强，为了星期天哄他们来家中补课，很少买零食给儿女吃的母亲，却买好了花生、糖果之类的零食约他们来家中，让他们吃完零食后，再给他们补课。这就是母亲当年“爱生如子”、爱岗敬业的职业操守！
追思母亲自父亲50年离家出走到台湾直至99年落叶归根,在近半个世纪中，身背“反革命家属”的包袱，独立（曾有亲戚劝我母亲改嫁）支撑一个家庭，培育四个儿女成人，我想一般的男士都不易做到，可是我母亲却做到了!作为她的儿子，至今我仍为我母亲有如此善良、顽强、敬业、勤俭、乐观的生活态度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上面仅是撷取她在平凡的生活中的几个与命运作抗争的小故事，从中可以窥见她身上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四、 回忆“大跃进”年代
“大跃进”年代(1958——1960年)正是我在南昌二中读高二下到高三毕业及60年暑假因病从江西抚州赣东大学休学回家的时期。在“大跃进”年代，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其中有如下几个生活片段值得我回忆：
（一） 我们母子俩都参加了“大闹钢铁”
从58年下半年到59年初将近半年时间，我和母亲都分别在各自的学校参加了“让钢铁元帅升帐”的“大闹钢铁”劳动，我记得那段时间母亲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匆匆吃过晚饭后，就到学校“土高炉”中烧柴点火炼铁；我那时也是一样，白天在校上课，晚上要走到南昌二中参加炼钢劳动，为了防止飞溅的钢花烧伤皮肤学校为参加炼钢的师生备好了安全面具和隔热层的蓝布工作服。我还记得当时学校还聘请了南昌炼钢厂的师傅来校做技术指导。当师傅口哨一吹，高喊一声“开炉！”目见钢花四溅，滚烫赤红的钢水倒入每个翻砂模具时，参加炼钢的师生们一起兴奋地高喊出：“ypa！ypa！”（俄语“乌拉！”译“万岁！”的意思）我还记得有两位高三同学因参加“炼钢劳动”一贯积极，而在炼钢炉前“火线入党”的庄严场面。
我还记得当时二中食堂工作人员，每个晚上都为参加炼钢劳动“下班”的师生犒劳一顿“宵夜”，其中有肉丝粉、肉丝面、肉包之类，供你挑选。在那粮食紧张、副食品匮乏的年代，能享受到这顿美味的“自助餐”，我和同学们是多么开心啊！那时我们高三四个班200多名同学都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能回家，我母亲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不约而同回到家里，我笑我母亲脸上被土高炉的烟熏火烤几乎成了“黑鬼”，接着，母亲指着我的脸说：“你笑我是‘黑鬼’，你照照镜子，你不也是‘黑鬼’吗？”我记得那时我和母亲晚上参加“大闹钢铁”劳动，白天还要到各自学校上课。当时我和同班同学因为参加“大闹钢铁”晚上经常熬夜，所以课堂上大部分同学都扑在课桌上打瞌睡，上课老师也因参加“大闹钢铁”疲惫不堪，老师也只得坐在凳上，把手一挥说“你们大家复习功课吧！”说着自己也伏在桌上打起呼噜来。
(二)班上组织“大跃进赛诗会”
校团委为了在校园里出一期“大跃进诗歌专栏”，特布置高三毕业班同学创作“大跃进诗歌”，交给团委筛选。我记得有一天下午班主任通知全班同学“今天的晚自习，你们不复习功课，专门写大跃进诗歌，纸张、笔墨团委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要求你们每人写一首到三首诗歌！”那天与平时上晚自习一样，同学们在家吃过晚饭后，全班50名同学都到齐了，写好后大家各自喃喃地吟诵自己的“得意诗作”；有的还互相观摩、彼此学习。教室里不时地发出“写得妙！”“写得好！”的点赞声！一时间，整个教室沉浸在“诗歌的海洋”里。至今，我还记得我曾写过的这样一首“大跃进诗歌”：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试看。
你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钢花四溅直冒汗，
壮志凌云冲霄汉！
（三）在高三毕业班体育课中开展“劳卫制二级达标竞赛”
在高三班各科举行毕业会考时，体育课将与前苏联“劳卫制二级达标”挂钩，原规定达到“劳卫制二级标准”的同学，体育才能及格，凡未达标的则体育不能及格。在所有体育锻炼项目中，大家觉得难度最大的要数百米赛跑的标准，男生要达到10秒5左右的标准，女生要达到11秒左右标准，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在操场上进行百米赛训练，训练结果只有三、五名同学达到二级标准，我和绝大部分同学达不到二级标准，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些未达标的同学拿不到毕业证！正在我们忐忑不安的时候，一天上体育课的体育老师说：“凡未过百米赛关的同学，今天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们临场发挥好！”目见未达标的同学在跑道旁排好队，准备让老师叫到名字后参赛。看到点到名字的参赛同学在起跑线上已弯腰弓背，双手撑在地上，双脚半跪着，抬头向着前方终点处拿小红旗的体育委员。当参赛同学听到体育老师喊出“预备——跑！”发令枪“砰！”的发出一声巨响时，参赛的同学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向目的地奔去！”当参赛的男女同学到达目的地时，看到体育委员都装模装样地拿出跑表按了一下说“达标！”，还拿出小喇叭筒向站在起跑点的体育老师高喊：“✘✘✘同学达标！”我也和大家同学们一样在这场“苏联劳卫制二级达标”考试中顺利“过关”，也获得了精美的“劳卫制二级勋章”。下课前整队集合时，体育老师说：“同学们这次达标考试都发挥得不错，个个都顺利过关！”，此时我和同学们彼此心照不宣，脸上都现出会心的微笑来。
（四）与同班女同学顾✘✘合作排练节目
我记得五八年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学校团委布置各班抽调班级的文艺骨干参加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我班的文艺委员顾✘✘能歌善舞，也被抽调参加学校的宣传队，准备彩排后，到大街上去向市民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顾同学知道我平时爱好诗歌，便请我向她推荐一首舞蹈歌曲供她彩排用。我就选用了当时由著名词作家张士燮作词、著名作曲家王玉西作曲、著名歌手郭兰英演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这首当时唱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歌词如下：
社员都是向阳花
公社是颗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藤上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
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
手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
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花。
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
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
不管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她。
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志气大。
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
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当我把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词拿给顾同学时,她说这首歌曲她早就会唱，接着就看见她在课外活动时，邀请了班里的另外四位女生组织了一支表演《社员都是向阳花》的“秧歌队”，并且向学校“舞蹈队”借了四套红艳亮丽的舞蹈服装，还看到她们一手拿着红绸花扇，一手拿着手工制作的向日葵，并且由顾同学那副甜美的“金嗓子”领唱，开始在操场上进行认真的彩排。凡在操场上活动的同学，都被她们优美的歌声和青春的舞姿所陶醉，都围聚在她们四周，观看她们《社员都是向阳花》的秧歌舞表演，还看到围观的同学不时地为她们鼓掌和喝彩！她们排练一周后，就随着学校成立的包括各种文艺项目的“大跃进宣传队”（还有小品、快板、相声、合唱、独唱、舞蹈等）利用课外活动和星期天到学校附近的中山路向街道的市民展示她们的艺术风采！据后来顾同学告诉我，在宣传队各个节目中，博得街上市民鼓掌次数最多的是她们演出的《社员都是向阳花》这道秧歌舞节目，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为班级集体荣誉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五、回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追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我“记忆的仓库”里，有如下几个生活片段值得回忆：
（一） 饶✘✘同学“祸从口出”
我记得饶同学与我都是59年暑假考入江西抚州地区的赣东大学师范系中语科(该校当时有三个系：师范系、工业系、农业系；62年暑期该校撤销后，我被转入上饶师专就读至63年暑假毕业)的同班同学，他是一位农家子弟出身，而且我与他是共一个寝室（每个寝室住8名学生），他是一位高度近视眼的学生，穿着很朴素，为人忠厚朴实，他家就住在抚州郊区农村，每当周六下午上完课后都要回家一趟，星期天晚上返校参加晚自习。
有个星期天同学们下晚自习回到寝室后，饶同学随嘴说出“这次我回家，看到我们村庄饿死了人呀，景象真惨啊！……”他这样说后，在场的室友，也没有一个人回应。没想到星期一同学们做完早操后，我们班的辅导员老师通知我们班的班长说：“今天我们班不上课，要开个‘批斗会’！”同学个个听得口瞪目呆，不知道哪位师生闯的祸？“批斗会”在大礼堂举行，参加“批斗会”的有全校三个系的600余名师生，每个师生表情都很严肃。大会由师范系的系主任主持。他首先喝令饶同学站起来示众！接着他声色俱厉地问饶：“你说你看到你们村里饿死了人，有这回事吗？”此时，我看到饶默不作声，并发现两只手都在打哆嗦。接着，这位系主任又问大家：“你们相信他说的话吗？”台下的师生接着齐声回答说“不相信！”还有的说“造谣可耻！”接着台下的师生便对他“万炮齐轰”进行批斗！上午批斗完后，下午学校就派了两名保卫处的人员遣送饶同学回老家就地改造，罪名是“攻击三面红旗”。我至今还怀念这位朴实善良的饶同学，不知他还健在否？……
（二）彭同学造“假饭票”被判刑
彭✘✘同学是于59年暑期考入抚州赣东大学农业系的学生，当60年在校学生粮、油定量不断递减（粮从每月36斤减到30斤，油从每月5两减到3两），加上市场上蔬菜、肉类、禽蛋等副食品严重匮乏，我及在校许多同学因缺乏营养而得了水肿病和神经衰弱症。广大在校学生忍饥挨饿还要去应付繁重的课业负担，学校膳管室每月给同学发的三十斤饭票，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学生的身体需求。俗话说“饥寒起盗心”，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彭同学想模仿膳管室图章的形状，拿他平时雕刻图章的一把凿子（他平时爱好雕图章）用一块较硬的老牌“良心肥皂”，精雕细刻了一枚膳管室盖饭票的图章，伪造了200多斤食堂饭票。后来此行为，不到三天就被膳管会发现了。因为他太张扬了，他不但自己享用“假饭票”，还慷慨解囊，拿给他玩得好的同学分享。膳管会早就定了一条管理规则：每天晚上要将放出食堂下锅的米的斤数与所收回的饭票斤数要保持基本平衡。后来管理员发现接连三天有不少同学到食堂打不到饭吃。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果彭同学“伪造假饭票”的事，很快被管理员李✘✘发现后，及时找彭同学谈话，彭同学也对自己伪造“假饭票”之事供认不讳，并要他写了“认罪书”，并将彭的“认罪书”交到学校领导处。
翌日早晨,全校师生做完广播操后,突然听到大喇叭播音筒里传出女播音员的声音：“全校师生注意！今天上午学校停课，八点钟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开‘公捕大会’，没有特殊原因，不得请假！教务处1960年3月✘日”通知连续播了两遍。
刚做完广播操的师生，驻足听到这一不祥通知后，大家“一头雾水”，不知是谁闯下大祸，彼此面面相觑，相互察颜观色。随后，全校600余名师生陆陆续续走进大礼堂，按师范系、工业系、农业系划分的区域就座。一走进礼堂，就看到主席台上端坐着抚州市公安局的警官和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系主任、保卫处长等校领导。看到他们的脸上个个冷落冰霜、严肃有加。主席台的上方墙上张贴了用白纸、粗毛笔书写的“公捕大会”四个斗大的字。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呈现一片杀气腾腾的气氛。
八时正，“公捕大会”在保卫处长的主持下，宣布正式开始。接着主持人宣布：“下面请学校食堂管理员李✘✘上台发言！”李便将自己如何发现彭同学伪造“假饭票”的案情，向全校师生作了陈述。
接着，主持人宣布“彭✘✘上台宣读‘认罪书’！”此时，全场师生的目光都齐涮涮地看见一位长得人高马大、雄壮彪悍的帅小伙子，从容不迫地走到台前，宣读了自己伪造“假饭票”的“认罪书”。
随后，主持人宣布“下面请抚州市公安局警官✘✘✘宣布嫌疑人罪行！”接着看到警官从座位上起身向全场师生宣布：“因彭✘✘同学伪造‘假饭票’，严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代表抚州市公安局宣布他被公开逮捕！”（宣布时当众出示“逮捕证”）随后看见有两名民警用一副冰冷的手铐套在彭同学的手上把他带走。此时，全场一片死寂，连空气都凝固了，我和在场不少师生看着彭同学被带走的背影，都禁不住掉下了泪珠。此事距今已相隔近六十载，不知彭同学还健在否？……
(三)同窗好友“慷慨解囊”
记得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在赣东大学读书时，因学校食堂伙食每况愈下，我的身体越来越感到支持不住繁重的课业负担，我就想到我在南昌二中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姚法生，他一直是班上的高材生，58年高中毕业时几乎各门功课都是5分，但因他的大哥姚荷生（江西名中医，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江西中医学院首任院长）57年被打成“右派”，参加高考时因未过“政审”关，所以未录取。后因南昌江东机床厂招聘工人，他被录用了，每月工资28元。因此我想到向他求援，写了一封求援信给他，要他寄点钱给我买点副食品充饥。没想到信寄出不到一星期，我就在学校收发室收到他给我从邮局汇来的二十元的汇款单，汇款单的留言处还写上“胜兆，望多保重身体度过难关！”；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第二个月我又在收发室收到他汇来的“二十元”汇款单。回眸我八十年人生经历我得出：大凡芸芸众生中当你处于春风得意的顺境时，锦上添花的朋友随处可寻，但当你身处命运的低谷时，雪中送炭的朋友却寥寥无几。
我与同窗好友姚法生的友谊从相识到相知一直延续到今天，走过了漫长的六十载。从1966年“文革”开始分别到2005年10月我和老伴与儿子随迁来深圳，俩人又在深圳喜悦重逢，他儿子还特在海鲜餐馆设宴，为我们一家接风洗尘，彼此仍一见如故。其间虽然我们的联系中断了四十年，但我一直没有忘怀这位在我大学读书期间为我“慷慨解囊”的同窗好友。2000年我在长沙5712厂子校工作时，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姚法生工作过的“江东机床厂”保卫科，打听他的情况，并在信中告诉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没想到没过几天，一个晚上我刚吃过晚饭，家中电话铃响了。我顿时拿起话筒一接，对方说：“我是法生呀！我现在在深圳家中给你打电话……”我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接着彼此都介绍了自己在“文革”中乃至改革开放后，分别四十年来各自家庭发生新变化的情况。由于他在工厂工作勤勉，又有多项技术革新，得到厂领导的器重，后来工厂推荐他带薪上大学，后被江西工学院机械系录取，还拿到了江西工学院本科毕业证，又当了车间主任，并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他退休后与老伴来到深圳与两个来深圳创业的儿子共同生活，（他两个儿子都是企业高管）他不愿赋闲在家，被深圳一家企业聘为技术顾问，继续发挥余热。彼此都为对方改革开放后过的幸福晚年而感到由衷欣慰！我与法生同学晚年又能在深圳相遇，这乃是我晚年一大幸事，让我俩在夕阳路上继续结伴而行，我想这也许是老天爷安排的一种“缘分”吧！
（四）到餐馆吃面条遇到的“扫兴事”
我记得1961年下半年我在赣东大学读书放寒假回家时，一下火车，我就用二两粮票、三角钱到火车站附近一家餐馆买了一碗肉丝面，正想坐下来很好品尝这碗珍贵的“肉丝面”时，看到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老年女乞丐，瑟瑟缩缩地走到我的身旁来，我一下猝不及防，她便对着我的这碗“肉丝面”吐了一口痰到我的这碗面里来。我本想骂她一顿，后来细想一下，在那“经济困难时期”，我与她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同情她都来不及，哪有理由责备她这位从年龄上讲能做我奶奶的长辈呢？于是我立即起身，恭谦地把手一招说：“老奶奶，您坐下来吃吧！”我只得怏怏地扫兴离开餐馆。
（五）我在“南昌铁路卫校”代课的半年
我记得我于1960年暑假至1961年暑假，在赣东大学读书时，因严重神经衰弱，难以继续学习，经医院检查出具证明到校方，建议学校同意我休学一年。后来在母亲的精心调养下，在家休息了一个暑假后，就觉得身体基本恢复正常。（看书时不再头晕了）看到母亲每天早出晚归，辛苦地在学校上班，我一个青年人，却在家吃闲饭，还要增加母亲的经济负担，后写信给学校要求提前复学，校方回信答复：待休学期满后再到校复学。
因我在家呆得无聊时，我曾写过一封信到我的高三语文老师段鸣皋（2018年去世，享年91岁）要他介绍我到初中代课。1961年秋季开学在即，我正在家烦躁不安时，没想到突然接到段鸣皋老师写给我的一封推荐信，要我凭他的推荐信到“南昌铁路卫生学校”（专门培养铁路职工医院护理人员的中专学校）去代语文课。该校领导看了段老师的推荐信后，欣然同意我代课，安排我代护士班的语文课，还要求我带铺盖到校住宿，因为学校规定在校学生要上晚自习，任课老师都要轮流下班辅导。
我记得我在铁路卫校上第一堂课时，教的护士班五十名学生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妙龄少女，我那时年仅22岁，也正值青春年华，拿着课本走进清一色的女生课堂，不觉让我产生“犹如贾宝玉走进大观园”之感！顿时脸上火辣辣的，显得很腼腆似的，加上教室后面，坐了一排来听课的校领导和老师，显得心情有点紧张，但很快我就调整了紧张的心态，顿时镇静下来了。
还记得我当时教的第一篇课文是毛主席的《七律 长征》诗词。当接触到这篇教材时，我庆幸自己在上中学时，音乐老师教过我们一些“毛主席诗词歌曲”，其中也包括这首在内。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这堂课在备课中我安排了如下步骤：
一、介绍长征的时代背景（5分钟）
二、解释诗词含意及七律押韵规格(20分钟)
三、教唱毛主席“七律 长征”歌曲（15分钟）
四、背诵课文（5分钟）
由于这堂课我采用了师生在课堂上双向互动的教学方法，自己又能带头领唱毛主席《七律 长征》歌曲，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听课的积极性，整个课堂气氛自始至终十分活跃。当我检查教学效果时，我要同学关到课本背诵一遍课文，全班同学都能朗朗上口地把这首《七律 长征》很有节奏感的背诵出来，当下课铃声响了，我走下讲台时，我赢得了在场听课师生一片热烈的掌声！这堂课，可以说是我走上中学教坛前的第一堂最成功的“实习课”！
由于我在铁路卫校上课“第一炮打响了”，加上我教学认真、工作勤勉、为人谦和，学期结束时得到学校好评。快放寒假时，学校教务主任找我谈话说：“经校务会议研究决定我们学校想下学期继续留用你来校代课如何？如你继续表现好，我们准备请示南昌铁路局人事处，将你转为正式铁路职工，你的意见如何？”我听到这一喜讯立即回答说：“好呀！我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仕么意见？谢谢学校领导对我的关心！”
卫校放寒假回家那天，我特把下学期学校继续留用我代课的喜讯告诉母亲，母亲也高兴地说：“儿子终于长大了，能为我分担家庭负担了，你好好干吧，如果真的有机会转为国家正式铁路职工，那你就不必到赣东大学去复学了。”母亲的想法原来和我心里想的一样。
寒假匆匆过去了，我按铁路卫校师生到校报到的时间高高兴兴地到学校去报到。没想到教务主任却不好意思地告诉我说：“我们本想这个学期继续留用你代课，后接到铁路局通知说铁路卫校要与铁道学院合并，改为卫生系，这样就变为大专院校了，也不开中专语文课了。”听到教务主任的话，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我只得怏怏地扫兴回家。
至今回忆起在铁路卫校半年的峥嵘岁月，我仍然感到幸福和甜蜜！我觉得在那“经济困难时期”，在那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感到贫乏的年代，我来到铁路卫校代课犹如来到“世外桃源”一样幸运，除每月我能领到28元工资补贴家用外，还包吃包住。铁路卫校食堂早、中、晚三餐都是自助餐，而且品种花色多样，一般早餐除稀饭外还有豆浆、牛奶、肉包、油条、茶叶蛋、油炸花生米、榨菜等；中餐和晚餐食堂厨师除烹调新鲜的鱼、肉、鸡、鸭等荤菜外，还有各类新鲜蔬菜供你挑选，你只要拿着餐具到放菜肴的柜台前任你挑选你可口的下饭菜。在卫校代课的半年内，我感到精神生活过得也很充实，学校几乎每个星期周末就要举办一次文艺晚会，护士班和医士班的男女生都要上台表演各类文艺节目，以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所以说我得到老天爷的眷顾，让我在“经济困难时期”，来到了铁路卫校这座“世外桃源”，让我能摆脱困境，过上优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至今仍然感谢我的恩师段鸣皋老师当年介绍我到铁路卫校去代课的良苦用心！
1962年春季开学在即，母亲为了让我的休学生活过得充实，又通过她在女师的老同学王修盛（普贤寺小学老师）介绍我到我家附近的普贤寺小学代六年级毕业班的语文课，由于该班毕业会考语文分数线及升学率在南昌抚河区区辖兄弟学校中遥遥领先，所以该校李佩芬校长要求我下学期继续代课，我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所以欣然同意。可我把此信息告诉母亲时，母亲却不同意我去继续代课，而是鼓励我去赣东大学复学。于是我于1961年暑期休学期满后我又重返校园。
六 、回忆我“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1963年7月当我手捧“上饶师专”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分配通知书”来到广丰县文教局报到时，得知我被分配在广丰县铜钹山垦殖场所辖的铜钹山中学教书，又听文教局的同志告诉我说：“广丰县铜钹山，山高地险，在大革命时期，曾是广丰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里的百姓都能吃苦耐劳，思想都很淳朴，有些是当年老红军的后代，你到那里去教书，是个使自己能得到锻炼的好地方！”听了文教局同志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我倍受鼓舞！、自己暗暗下决心：“到铜钹山中学报到后一定很好干，争取入团、入党！”
当时学校分配我担任初一班的语文课兼班主任。该班共有学生45位，都是农家子弟，他们对文化知识都有如饥似渴的强烈渴求！
我到该校报到上课后不久，教导主任问我：“你学过俄语吗？现在县里很多学校都开了俄语课，我们学校因没有俄语老师，所以一直没有开俄语课。”我立即回答说：“我初中、高中都学的是俄语，我可以教俄语课！”教导主任说：“那太好了，但却要辛苦你了！”很快总务主任到新华书店买了俄语教材来。结果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我除担任语文老师外还兼任俄语老师，还加上班主任工作，每周上十四节课，还要批改两科的作业和辅导学生，虽然感到忙，但却感到生活过得很充实！
我还记得64年元旦时，县文教局为了在教师中广泛宣传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县城大剧院组织了一场由全县各中小学教师派代表参加的文艺汇演活动，我为学校参加这次县里的汇演活动，创作了一部宣传晚婚节育的小品剧《再过三年也不晚》，据说我校几位参演的老师反映，他们的演出反响颇佳，我听到后，心里也乐滋滋的！
回顾从1963年8月到1966年7月，我刚参加工作这三年，我觉得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正当我怀抱美好家国情怀，踌躇满志地憧憬开创美好未来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我的一切美好愿望，都化成了泡影！
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向各级党委下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至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止，长达十年之久的“十年浩劫”，总算宣告结束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并将一贯推行极“左”路线，大肆迫害老干部、迫害知识分子、破坏经济发展、摧毁传统文化的“四人帮”绳之以法！这段历史，虽然至今已过去了四十三年，但在“50后”、“60后”乃至“80后”我们这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的心里，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下面我将回忆“文革”期间我亲身经历的一些生活片段：
（一）1969年2月16日(腊月三十日)在“牢房”度岁
1969年2月16日原来被关押在岭底完小教室的50余名铜钹山垦殖场的“牛鬼蛇神”在铜钹山共大办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后，突然下午组织参加学习的100多号“学员”在“共大”礼堂开“公捕大会”，场武装部长在场公开宣布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公开逮捕，接着，我被戴上一副冰冷的手铐，由两位武装民兵押送到垦殖场私设“牢房”关押，直至“收听台湾之音”的“莫须有”罪名被查清，才于该年四月清明节时被释放，在被关押的这段时间受尽了各种难以想象的人身折磨，可谓苦不堪言……。
(二)1967年暑假参加全县中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7年暑假广丰县革委会政治部在五都镇五都中学组织了有2000余名中小学教师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中参加学习的教师家庭成分参差不齐，既有“红五类”出身的“革命教师”，也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和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全县教师以公社为单位将该校四十多班的教室变为前来参加学习教师的寝室。（学员自带铺盖巻打地铺睡）
在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五十多天时间里，与其说是参加“学习班”学习的“学员”，不如说是“集中营”关押的“犯人”！连到河里去洗澡也要派两名“红卫兵”在河边守着；除一日三餐要“早请示晚汇报”外，每天从早到晚学习的主题就是矛头对准“牛鬼蛇神”的“革命大批判”。每天看到的都是一场又一场循环往复的“批斗会”和“牛鬼蛇神”被勒令“剃光头”、“下跪请罪”、“吊打”、“坐喷气式”等惨景！每晚听到的都是“牛鬼蛇神”在“革命教师”逼供信的淫威下，所发出的呼天号地的哀号声！
（三）参加全县“牛鬼蛇神”的“大游斗”
1967年8月一天的傍晚，刚吃过晚饭，我们这些被关押在岭底完小教室的50余名铜钹山垦殖场的“牛鬼蛇神”，看到“牛队长”张余汉老师(一位完小校长，为人较正派)来向我们传达场武装部通知“大家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整队走夜路到县城参加全县‘牛鬼蛇神’的‘大游斗’，从岭底到县城有八十多里崎岖不平的山路要走，我们要在天亮前赶到广丰县中前的大广场和广丰县直各单位及各公社‘牛鬼蛇神’队伍大汇合，然后在县城各街道游街示众走一圈。”得到这一信息，我们这些“牛哥”不敢怠慢，迅速整好队后，就在几名打着电筒、火把的场武装部民兵的“押送”下，开始了绕山过坎的“夜行军”，好在我们这些“牛哥”当年都是中青年人，这段蜿蜒绵长的山路到凌晨五点多钟已经汇入到广场上那黑压压一片“牛鬼蛇神大军”，此时，我发现各支队伍的“牛鬼蛇神”，都被迫化了妆，有的脸上涂了赤红色像关公，有的涂了粉白色像曹操，有的用墨笔涂得像阎王……；还有的头上戴着各式各样的纸扎的高帽；还有的脖子上挂着用小黑板和厚木板制的“打倒走资派✘✘✘”、打倒“三反分子✘✘✘”、“打倒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打倒现行反革命✘✘✘”、“打倒右派分子✘✘✘”、“打倒特务分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等各种罪名的沉甸甸的“罪状牌”！我当时还庆幸我们这支“牛队”保持了做人的“尊严”，没有在自己脸上抹黑!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这支“牛大军”在大街“大游斗”时，却不时发现有围观小孩和街上行人向我们的队伍泼脏水、丢果皮等恶作剧。
（四）南昌市“牛鬼蛇神”的“大游斗”
1967年8月的一天我到南昌八一广场散步时，看到一个气势恢宏的大场面：有四百部载着省、市、区各级单位的“走资派”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在“造反派”和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押送下，缓慢向前行驶的车队。排在最前面的第一辆卡车上载着的是时任省委书记的杨尚奎同志和他的夫人水静女士。杨尚奎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的“打倒走资派杨尚奎”的“罪状牌”，他正被两名“红卫兵”按住头在“坐喷气式”，他的夫人水静穿着一件时髦的红旗袍，项颈上挂着一串用乒乓球穿好的“珍珠项链”。我看到几乎大部分卡车上的“牛鬼蛇神”都成了“粉墨登场”的“大花脸”！
(五)在南昌“八一广场”批斗“方志纯”的惨象
1968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听到邻居说：“今天晚上八点钟‘大中红司’（南昌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在八一广场要批斗省长方志纯，有时间可以去看看。”我心想我还没有见过方志纯，还不知他长得什么模样呢？我于是带着好奇的心理，从我家居住的象山南路走到八一大道的八一广场。一到八一广场看到的是从四面八方汇集来参加“批斗会”的人山人海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我本想走到主席台前去看看批斗方志纯的现场，但人群被堵得水泄不通，无法走到主席台前；但听到广场高音喇叭筒里播出：“刚才走资派方志纯，因在台上站立的时间过长，他人已经昏迷过去了，他现在已被医生拉到后台去打强心针去了，等他苏醒过来，我们再来批斗他！”当时我只能看到方志纯被两名医护人员搀扶拉到后台去打“强心针”的背影，我想这位参加革命数十年，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的老革命，却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如此残酷折磨！天理何在？！
（六）在“八一礼堂”听省革委会领导作报告
1967年8月，我因不堪忍受学校“革命师生”残酷的批斗，所以“逃跑”到南昌家中来“避难”。有一天得知省革委领导要在“八一礼堂”作报告，总结江西开展“文革”一年来，各地“造反派”组织所取得的“成绩”。我记得当时有位参加南昌“造反派”的同学送了我一张“入场券”，参加大会。参加大会的省革委会领导有省军区司令员杨✘✘、江西省大联筹（造反派组织）主任万✘✘等。至今我还记得杨司令员在向“造反派”作报告中，为了论证“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时，讲了一个尖锐讽刺知识分子的小故事。他说：“……我有一次到南昌湾里一个公社去了解下放干部在农村参加劳动锻炼的表现。公社干部向我介绍，他们公社有个生产队有三名清华大学教授在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考虑这三位教授年老体衰，不要他们下地干农活，照顾他们到附近山丘上放一头老黄牛，这三个教授想将牛绳绑在树上，好让牠在草地上吃草，他们三人好坐在草地上看书。可是这三位‘书呆子’，共牵一条牛绳都牵不动，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拉牛绳，牛仍纹丝不动，三位教授被这条犟牛折磨得跌跌倒倒、无计可施！你们说我们的国家培养出这样的完全脱离生产劳动、脱离贫下中农的知识分子有仕么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吗？……”当时听到杨司令员进这番慷慨激昂的讲话后，我和全场与会人员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时隔五十余年，当年杨司令员向“造反派”作报告的情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想，当年我们这些被“四人帮”极“左”思潮“洗过脑”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是多么荒唐！？
（七）南昌五中“红卫兵”抬着“战友尸体”游街的惨景
1968年8月30日夜晚，南昌“造反派”和“保皇派”的“红卫兵”组织，产生激烈的“武斗流血事件”。据说双方凭借各自修筑的“坑道工事”作掩体，用机枪、大炮瞄准对方进行猛烈的扫射，半夜时连我在家中熟睡也被凶猛的枪炮声所惊醒，扒在窗口还可以看到火光冲天的熊熊烈焰！（“莲塘镇”是南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距离南昌市仅30公里）
翌日上午，我特意从家中来到中山路闲逛，也想从街上的市民中打听一下昨晚莲塘发生的“武斗事件”的情况。
说来也巧，正当我在想打听此事时，看到南昌五中“造反派”的“一小撮战斗队”的红卫兵队伍用担架抬着十一具血肉模糊的红卫兵尸体的纵队穿街而过，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红卫兵，他高擎着一面被枪弹打得百孔千苍的“一小撮”战斗队的“队旗”。路旁的行人，看到此惨景都唏嘘不已、哀叹不止！
我想，这十一名还没有步入人生旅途的莘莘学子，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不是受“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他们本来可以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美好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现在却英年早逝，“老天爷”对他们命运的安排显得多么不公啊！
我想，这十一名“光荣牺牲”的“红卫兵”，来自十一个美好的家庭，我不敢想象，当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亲人得知这一噩耗后，将会如何面对这家破人亡的残酷现实？！……
（八）在“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煽动下出现的“无政府状态”
68年8月有一天上午，我与我一位南昌二中的同窗好友,在第四交通路散步时，经过省政府大门前，看到原来一向戒备森严的省政府大门口却没有卫兵把守，我俩出于好奇心也随同前来参观的市民一道步入省政府办公大楼。当我们走进办公大楼的各个办公室一看，我们都惊呆了！原来每个办公室都遭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劫洗！几乎每张办公桌都翻箱倒柜，各种红头文件、宗卷、报刊散落满地，还看到被打烂的热水瓶和茶杯，眼下所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的场景！原来在人民心目中庄严圣神的“宪法”，却受到“红卫兵”如此嚣张的践踏！是可忍，孰不可忍？！
（九）傍晚时在街头出现的两派“街头辩论”
67年暑假，我为了逃避学校“革命师生”的无休止的“大批斗”，便“逃”到南昌家中来“避难”。每当晚饭后，都要到街上去散散步，此时总是看到我家居住的象山南路到瓦子角一带的街头上四处都遍布了一堆又一堆的人群，而且从围观的人群中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我分别钻进每一堆人群，想看看是发生了仕么纠纷引起的争吵？一看原来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在为“支持”还是“反对”当年担任江西省副省长的刘✘✘发生争吵。当时争吵的双方为了彼此“划清界限”几乎到了“六亲不认”和“无法无天”的程度：有的是夫妻感情破裂闹离婚；有的是兄弟反目为仇，拳脚相加；有的是父子恩断义绝，大打出手；有的是邻里不和，泼妇骂街；有的是目无组织，谩骂领导；……等不一而足。他们都是打着“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所进行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派性斗争”。这种种乱象，只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严重干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严重泛滥！
（十）为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平反”造舆论
我记得“文革”初期江西上饶地区广丰县的县委书记周景山(后任江西省农委主任)被广丰县“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被软禁在县文工团监督劳动。我认识该团的一位名周国常的文友，（系江西师大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在文工团当编导，退休前曾任广丰县卫生局副局长）受他的委托要我为县委书记周景山写篇《三论解放周景山》的大字报，（前面“两论”是他写的，交代由我执笔写好底稿即可）以为周景山“平反”造舆论。我当时爽快地应允了这项差事。有一天傍晚他约我到县文工团与周景山书记见面，我记得当时大概是晚上七点钟左右，周景山正坐在文工团二楼一间不到十平米的灯光暗淡的斗室里等候我。周坐在床头见到我的到来，立即起身为我泡茶递烟，热情地与我握手。我抬头一看，我眼下的周书记身材魁梧高大，身着一套蓝色的中山装，面部表情给人一种慈祥和蔼、平易近人的亲切暖意；只是近一年多来由于“造反派”和“红卫兵”勒令他不停地写“检查材料”和押送他到各基层单位去参加“批斗大会”，他的头发显得乱蓬蓬的，脸上胡须也长得老长，现出一副憔悴的样子。周国常老师引荐我与周书记见面后就说：“我还有事，你们很好聊吧！晚上你到我家里去睡，我在家等你！”随即就告辞了。于是我就零距离地采访周景山书记。我问他：“您为什么会打成‘走资派’？”（说着便掏出钢笔和笔记本，一边听、一边记）他说：“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我因省委通知到北京参加了“七千人大会”，（即从中央到省、市、地、县五级党委及国企厂矿党委领导），这本来是一次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大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的发言。大会以后党中央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从6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浮夸风”并没有完全肃清。我记得我参加‘七千人大会’不久，省里通知地委、县委书记到南昌开了一次‘粮食工作会议’。我在会议上如实地向省委领导汇报了广丰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只有300斤到400斤之间，加上广丰县地处丘陵地带，人多田少，为了解决好广丰县36万百姓温饱的民生大事，所以原来计划上交国家粮库的指标要降低；可是，在场的其他兄弟县的县委书记几乎绝大部分都是保持原来上报的指标不变。因为我在会上讲了实话,所以我在场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说我思想右倾保守,但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实事求是地讲真话,我个人受点委屈也值得，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走资派’……。”我根据周景山书记的谈话材料，当晚写出了《三论解放周景山》这份材料，并交给了周国常老师。第二天，我看到这份材料写成“大字报”，醒目地张贴在县“文工团”的围墙上，并看到街上的行人围在“大字报”旁驻足观看，以为周景山这位正直、善良的老干部的“平反”和“复出”，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我为此事，至今感到欣慰！我记得他“平反”后，调到省里当“农办主任”时，我还到他家中去看望过他，仍受到他的热情接待。
(十一) 下放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9月30日接广丰县革委会政治部迟发一年的红纸“喜报”：（发现下放“喜报”原落款的时间是1968年9月30日，后改为“1969年”）我被下放到广丰县鹤山垦殖场（公社一级单位）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意味着我已经通过“专案组”的“政审”后，宣布我“平反”，但结论中仍给我留了一个尾巴“记大过一次”的组织处分。尽管如此，我在政治上却获得了人身自由！回想自1966年下半年6月我被铜钹山中学“革命师生”当“牛鬼蛇神”揪出来后，一直到现在下放生产队，其间三年多时间是在“工作组”和“革命师生”监督下，无休止地“写检查”、“大批斗”、“修公路”、“修水库”、“关牛棚”、“关牢房”中度过的，现在总算有个“生产队”这个“家”落脚了。想到这里，我便兴奋地拿着这份“喜报”来到场部“下放干部、下放知青办公室”报到，办公室的负责同志，查看了“下放干部分配名单”后，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你被分配在战坂大队爱国生产队插队落户”；随即给我开好介绍信后，对我说：“希望你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争取早日回归‘教师队伍’！”我立即回答说：“谢谢领导的关心，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上的希望！”
爱国生产队是个仅有30来户120多号人口的民风淳朴的房屋相对比较集中的小村。为了参加劳动锻炼，我特地到铁匠铺打制了一把锄地的锄头和一把铲土用的铁锹，准备每天与社员一道下地干活。生产队长肖月良（1949年出生）考虑我要参加劳动，并且当时还是单身汉，所以安排我到“吕家大屋”（一所前后三进的吕家祠堂）的厢房旁，派了几名社员当泥水匠，用竹条、泥浆筑了一间大概6平米的卧室，竹篱笆墙的外面，用调好的石灰浆粉刷得一片雪白，外表看来这间卧室还显得很雅致；另外，队长还特地给我借了一张老式花床和一张五斗柜及一把竹交椅供我看书学习和安放换洗衣服和生活日用品用；为了照明生产队还给我在床头安装了一只五瓦的电灯泡。
肖队长考虑我要参加劳动，所以安排我到四户贫下中农家每月轮流派饭。那时我粮站供应本上的定量是每月36斤大米和5两食油。当时规定下放干部到社员家吃饭每天要交纳一斤二两粮票和五角钱的饭菜钱。我发现生产队为我安排的这四户社员家看到我来吃饭时，都很热情地接待我，几乎每天都有荤菜上桌，不是肉，就是鱼，开始每餐都是男主人来陪我吃饭，女主人和小孩都不能上桌，搞得我很尴尬，后来是我取消了这项不合理的“家规”！我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客人看待，应该把我当成自家人看待，以后也不需要每餐吃鱼吃肉，你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我到你们生产队来插队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参加劳动锻炼的，希望你们再不要把我看成客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生产队社员的感情也越来越亲密了，我与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
那时虽然我带着“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到生产队插队劳动，但每月43•5元的工资却仍然照发，商品粮仍然照吃，让我仍然过着“快乐的单身汉”生活。
当时，有的贫困社员看到我是单身汉，又没有家庭负担，有时他们遇到应急事，向我借上十元、二十元不等的，我都做到“有求必应”。
没想到“好景不长”。1970年元月15日，（规定发工资的时间）当我到场部会计室去领工资时，出纳员突然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说：“因江西省革委会领导打报告给中央，下放干部参加劳动要与贫下中农一道做到同工同酬，所以从元月分起开始停发工资；粮站的商品粮供应也跟着取消。”接着，我又忐忑不安地拿着商品粮供应本跑到粮站去领粮票，以验证此情况是否属实？果真粮站的管理员也说：“上级规定下放干部插队劳动要和社员一道做到同工同酬，粮油从元月份起开始停止发放。”听到这两个不祥的消息，我顿时从头冷到了脚，一时吓得打起哆嗦来！待回过神来后，又转念一想，自我安慰说“下放干部也不是我一个，别人能过，我也能过，何况我还年轻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回到生产队，我把此消息，告诉肖队长，肖队长却安慰我说：“您放心！我们生产队这个大家庭难道还会让你饿肚子吗？我们绝对不会不管你，我们生产队只会更加关心照顾你！你是中学老师，生产队里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帮忙呢……。”听了肖队长这番暖心的安慰话，我紧张的心态也逐渐平静下来。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后，二月份的一天，战坂大队的刘会计接到场部“下放干部办公室”主任的电话说：“原来省革委会领导请示中央停发下放干部工资、取消商品粮供应，与社员同工同酬的报告，毛主席看了在‘请示报告’上批了‘还我财富’！四个字，这一含意深刻的批示，就是说毛主席把下放干部看成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值得江西省各级党委在生活上关心爱护他们。所以‘停发工资’、‘取消商品粮’的政策没有执行。连元月份停发的工资、商品粮供应都要补发。”后来大队刘会计把这一喜讯第一时间告诉了我。从这里又一次看出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
在距离鹤山场不远处，有个叫“洋口镇”的大集镇，每隔三天有一个“农贸集市”，我看到一些社员带着家禽、禽蛋、蔬菜等去洋口赶集，我也往往跟着他们一道去镇上“逛集市”买些我所需的草纸、烟丝、牙膏、肥皂等生活日用品。当中午集市要散场时，我总是主动邀请来赶集的社员到镇上的餐馆去吃面吃粉或炒几盘下酒菜、陪他们喝上几盅小酒，与他们在席上做到无话不谈、亲如家人。
由于我在社员面前为人一向坦诚谦虚，从不摆“老师”的架子，所以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照顾我。每次生产队的甘蔗地收获的甘蔗榨了糖，或花生地收获了花生，或油菜地里收获的菜籽榨了菜油，都会按普通社员的标准一一分给我几斤分享。
记得开始下放时，我还是抽香烟的，（一般抽廉价的“孔雀牌”）而一般社员都是用竹制的旱烟筒抽旱烟。为了与社员套近乎，做到“入乡随俗”，我把香烟戒了，在市上买了烟丝，请了一位青年社员特地给我做了一管旱烟筒，用草纸搓上纸媒，点着烟嘴的烟丝，也吧嗒吧嗒地学着抽起来了。
生产队给我把“家”安好了，于是我每天跟社员一道按照生产队规定的上下工时间出勤，即上午是八点出工，12点收工；下午是两点出工，六点收工；生产队队委会门前屋梁上用粗铁丝吊了一条从废品店买来的修铁路时换下的旧钢轨，每日由在队委会办公的会计负责用铁锤敲钢轨作为上下班的信号。
我从1969年10月下放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1973年7月,经组织“审查”、贫下中农推荐又重新回到“教师队伍”；其间，近四年时间，我与生产队社员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中的勤劳、质朴、善良、正直的品质，极大地感染了我，让我从思想到行动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而且与他们在生活中建立了亲密和谐的关系。生产队长肖月良（49年出生）当年还是个20岁的小伙子，在夏天晚上雷雨过后他总是打着电筒背着背篓邀我到田埂上去抓青蛙或带着网兜在小溪边拦鱼，抓到青蛙和鱼后当晚就在他家烧着吃，而且拿出他家自酿的谷酒斟上几杯来助兴。他的父母也很纯朴善良，每当家里杀了猪，总要请我到他家去吃“杀猪酒”。他有一个上初中的弟弟名肖月土，在校品学兼优，有一次场知青办的干部来向我了解我们生产队是否能找到推荐去上江西农学院深造的贫下中农子弟，我就毫不犹豫地向知青办的干部推荐了肖月土这位曾经读过初中的农家子弟，顺利地进了江西农学院。一句话，我当时在生产队插队劳动无论是大队干部或生产队干部，无论是老老少少还是男男女女，都对我产生好感。我记得当时的战坂大队的支书吕✘✘还曾经给我介绍一位他的当民办教师的二十岁的侄女给我做“女朋友”，见面后彼此都很满意，后来是她的父母听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而作罢。
由于受“文革”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上地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工作作风盛行，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农民产生“出工不出力”甚至“磨洋工”的现象。我当时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就发现此现象。
我每天早上听到出工的钟声敲响后，便和社员们一道扛着锄头、带好烟筒来到田头参加劳动。
大概干到十点左右，生产队长说“现在大家抽筒烟吧！”，于是我和大家一样，也扔下挖地的锄头，便三三两两地坐到田边地头的草地上或山丘上拿出旱烟筒吧嗒吧嗒地抽起来。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就这样一直等到12点敲收工钟才起身扛着锄头回家。下午也是两点上工，干到四点后，大家坐到田头地角抽烟聊天，再等到6点钟生产队敲收工钟。我发现当时有好些评十工分的青壮年强劳动力，干一天只有五角钱的分值，因为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有的家庭因劳动力少，吃饭的人多，干了一年活，连一家人的口粮都挣不回来，往往还要补钱交到生产队才能称回口粮。尽管如此，但生产队社员每年对国家夏秋两季征购的公粮却按规定指标如数上交，从这里可以看出生产队社员纯朴的舍小家、顾大家的爱国情怀！
在我下放生产队的四年时间里，我与大队、生产队干部及社员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当吃过晚饭后，一些青年社员总会三三两两的走进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头与我聊天。我有时也与他们讲一些历史典故和成语故事如“烽火戏诸侯”、“精忠报国”、“孟母三迁”、“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不下三十多个成语典故，他们越听越想听，几乎每晚按时到场。
有的老年社员要写信給在外地当兵或工作的儿女，也往往找我代笔，写好后我再念给他们听，看到他们频频点头说“可以，可以”时，我为此感到很欣慰，因为我又做了一件为社员排忧解难的好事！
我记得有一次春播时,我挑大粪到生产队水田里浇大粪肥田，没想到一时脚踩空了，在水田里摔了一跤，溅了一身的粪便。顿时被几名去上学的村童看到了我这一幕“狼狈丑态”，随即有一位调皮的顽童当场编出了“老钟使劲担粪桶，摇摇摆摆书生种.一踩一空倒栽葱，让他拾了个大鸡公！”的“顺口溜”。当时，我显得十分尴尬，灰溜溜地挑着粪桶回家换衣服。我自己也发现我干农活还不如生产队的儿童妇女。每当春季到田间插秧时我总是赶不上妇女儿童的插秧速度，总是被他们甩得老远，身处秧田的“包围圈”；收割夏粮时，妇女儿童手挥镰刀咔嚓咔嚓不一会儿就割了一大片稻谷，我却被他们留下的一小圈稻穗，淹没在一小片“金色的浪花”里。
1970年生产队办起了政治夜校，内容是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及国内外时事还兼带为社员扫盲。生产队考虑我是“中学老师”，确定我是担任“政治夜校”老师的最佳人选；为此事，生产队的肖队长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我爽快地答应他说：“好呀，我正在为不能为生产队干什么事犯愁，这下可好！做老师是我的本行，我一定不会辜负生产队对我的信任！”
政治夜校是办在一座与爱国生产队这个小村落相比邻的约有五十平米厅堂的一座古庙里，生产队还特地为我讲课安放了一块大黑板和一盒粉笔；这里早就安放了十几排有靠背的长凳，平时生产队要召集社员开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就汇集社员群众在此处开会。
我规定“政治夜校”除夏收、秋收农忙季节不开课外，每周从周一到周六都开课。(除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外)为了调动社员群众参加学习的积极性，利用我曾学了一些“革命歌曲”和会唱几首“革命样板戏”的特长，有时在讲课中也将“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穿插进去，教社员们学唱，如像“学习雷锋好榜样”、“南京路上好八连”、“社员都是向阳花”等不下十余首革命歌曲；样板戏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我都一一教过。后来我发现这一“招”很见效，参加上夜校的社员，从原来的十几位，逐渐增加到五六十位，整个大厅做到“座无虚席”，充满欢歌笑语。除此之外，我还主动承担为战坂大队每月出一期黑板报宣传国家大事和报道社员中涌现的移风易俗、爱社如家的新人新事。
当时我也为我这个“半桶水秀才”能为活跃社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找到“用武之地”而感到欣慰！
1973年7月广丰县革委会政治部派员到我下放的爱国生产队向生产队队委会来了解我在生产队插队劳动的现实表现时，当时生产队三十多户社员在我的考核表上一致签名、盖手印同意我回归“教师队伍”。
（十二）大妹的“先进事迹”被“偷梁换柱”
我记得68年在南昌市三医院手术室当护士的大妹钟胜果（45年出生，中共党员，退休前任该院麻醉科副主任）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她为了抢救一个已经停止呼吸的重症患者，曾嘴对嘴地给这位老年重症患者进行长时间的人工呼吸，好不容易把堵塞在老人喉管的浓痰完全吸出来了，从而使这位频临死亡的老年患者“转危为安”！但是，此事发生后不久，在《江西日报》上刊载了这件“救死扶伤”的先进事迹，可报道的主人公却更换了另一名“红五类”护士。
（十三）母亲对弟弟进行廉洁的家风教育
记得67年寒冬腊月天，正在南昌十八中读初二的弟弟停课闹革命，该校也成立了“井冈山兵团”这一“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我弟弟也跟随他同班的同学参加了这一“造反派”组织。有一次他跟随他们学校“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一道到江西省军区去“造反”，抢劫了军区仓库的几百件军大衣，他也穿了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回家。（原来是穿我一件破旧的旧棉袄）妈妈问他：“你这件军大衣是从哪儿弄来的？”弟弟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学校‘红卫兵’到省军区仓库造反得来的。”母亲听到弟弟这番回答后，立即严肃地沉下脸说：“这是解放军战士过冬御寒的军大衣，赶快送回军区仓库去！我们钟氏家族一向是讲廉洁家风的，凡是不义之财和不义之物我们都不能昧着良心去占有！你现在马上给我送回去！否则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母亲发这么大的脾气！结果弟弟老老实实地立即脱下军大衣,母亲把它折叠好，拿了一只网袋装好后交给弟弟送还省军区“仓库”，弟弟仍然穿我穿过的那件旧棉袄。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这代“80后”、“70后”等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可说是“十年浩劫”的历史见证人和直接受害者；虽然这段历史已经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但我至今仍会心有余悸地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通过回忆这段历史，更加珍惜当今生活在习近平新时代广大老年人所过的幸福生活！党正是因为总结了“文革”的历史教训，才总结出一条唯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经验。
七、父亲落叶归根，与家人团聚
1978年4月我母亲得到父亲从台湾经香港转来的第一封来信，来信的大意是他现在身体安好，并介绍了他到台湾28年来先后在台北市小学、中学、台大任教和教育厅任秘书的简历及生活近况，并要母亲把家中的地址告诉他，他打算每月寄400港币到家中补贴家用。母亲收到这封迟到的“家书”，总算解开了她28年来对父亲魂牵梦萦的眷恋之情，收到信的刹那间，可说是热泪盈眶、喜出望外，并立即回信告诉他共产党对台属给予的优惠政策，我们四个兄弟姐妹都已成家立业等内容。并交代他在外要保重好身体，将来有机会回大陆与家人团圆。
从78年4月母亲收到父亲第一封来信后开始，母亲与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便一直与父亲保持通信联系。原来经济拮据的家庭状况也得到一定改善。
78年4月母亲收到父亲第一封来信时，我仍在江西上饶地区广丰县横山中学任教，从那时起,直到父亲1988年5月15日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我一直保持与父亲的通信联系，我在多次写给父亲的信中，如实地告诉他，由于大陆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我不但不受歧视，而且在县对台办的关心下,能让台属享受优惠政策，媳妇从吃农业粮户口转入城镇商品粮户口。
随后，我又写信告诉父亲。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上台，为了纠正“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各级党政部门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的“知识分子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英明论述，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充满美好憧憬的“第二个春天”！
后来我又写信告诉父亲：1980年2月，我在江西广丰县对台办和教育局领导的关心下，调到了距南昌老家更近的江西德安县萤石矿子弟学校任教，后来萤石矿党委还提拨我当了该校的副校长，学校党支部还把我定为“建党对象”；不久媳妇刘爱香又从该校代课教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
后来，我又写信告诉父亲：1986年8月我夫妇俩通过组织程序，又从德安县萤石矿子弟学校调入长沙市中国人民解放军5712厂子弟学校，还于1992年12月21日经厂党委批准,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学校党支部还提拔我当了该校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1993年9月我又被湖南省人事厅评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1999年7月“七一”前夕我又被长沙市教育局党委给我颁发了长沙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证书”；我还欣喜地告诉父亲，1988年7月他的孙子钟承东湖南大学工业设计系毕业后，已分配在湖南省信息产业局任“技术组组长”。
我还写信告诉父亲：改革开放后，不仅我这个小家喜事连连，而且弟妹的小家庭也欣欣向荣。如大妹钟胜果1990年被南昌市三医院党委批准光荣地加入共产党；还升迁当了该院麻醉科副主任，还分配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弟弟钟洪浪，在九江国棉三厂提拔当了该厂销售门市部经理；也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宽敞住房。……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四兄弟姐妹的家庭面貌与全国人民一样，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当年过八旬的父亲，读到这一封封来自大陆亲人暖心的“家书”时，从而使他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国民政府的 “伪职人员”曾经实行的极“左”政策，能予以理解；再通过1988年、1990年、1992年、1994年、1997年相继五次回大陆探亲，受到市对台办和亲友的热情接待，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
例如，1988年5月他第一次回南昌探亲时，就去拜访他的老领导曾在解放初担任南昌市建设局局长、现担任江西省交通厅厅长的刘振东同志；并受到刘厅长家人的热情款待。
不久，远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任博士生导师的大伯钟光汉（中共党员，副军级文职人员）闻讯后相约来到长沙湘雅医院探望身患脑溢血住院的叔父钟辉汉，（中共党员、省经委技术改造局总工程师）当时我目见他们三位老兄弟相抱时，撕心裂肺痛哭的情景，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当时，我夫妇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712厂子弟学校的校领导听说我父亲要来探望我，就把此信息告诉厂党委，厂党委立即通知基建处派人将我家的住房粉刷一新，后来该厂的厂长和书记还专门设宴款待我父亲及我全家人。
又如1990年父亲第二次回南昌探亲时，我陪同他到江西教育学院去看望他高中时代曾在南昌鸿声中学的同窗好友叶维恭教授，也曾受到叶教授一家人的热情款待。
自父亲多次回大陆探亲后，亲身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对台胞台属的真诚关爱！同时，也更体会到亲情的温馨和珍贵。
在爱国情和亲情的感召下，父亲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叶婉玲女士(52年出生,系父亲在台北教育厅同事)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终于于1999年1月19日从台北乘中华航班客机飞到故乡南昌莲塘机场降落，当我们兄妹到机场去迎接他时，他激动得老泪纵横地说：“现在我总算园了我多年来‘落叶归根’‘骨肉团圆’之梦！”
2002年4月2日凌晨5点享年88岁高龄的母亲在家中安详去世时,父亲与我们兄弟姐妹一道陪伴在母亲的床头守灵,当我劝他去休息时,他带着哽咽的声音激动地说：“几十年来，我都没有陪伴过她，我要感谢她几十年来对我不离不弃，我回大陆，交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现在让我多陪陪她吧！……”
2005年8月15日，我父亲也以88岁高龄寿终正寝，我还记得他去世时，南昌市政协、市对台办还派员来殡仪馆献了花圈，从而表达了人民政府对他的公正评价，作为他的儿子，我感到莫大欣慰！
八、艰难的入党考验
我记得1963年7月我在江西上饶师专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同学们推选为“语文教学法课代表”，我觉得班上同学和任课老师对我印象都不错。我为了要求政治进步，以便到新学校报到后，能得到学校领导的信任和培养，对未来的前途充满美好的憧憬；为此，曾写过一份入团申请书递交给班上团支部书记。当“入团申请书”递交到团支部书记后，心情特别激动，每天等呀等呀，总希望校团委能尽快将我的入团申请早一天批复下来。一个星期后，班上团支部书记说要找我谈话，我的“心”蹦蹦直跳，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终于能像班上的团员同学一样，胸前戴上闪闪发光的团徽；紧张的是也许会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没有批准呢。当团支部书记告诉我说：“本来班上团支部想发展你入团，但校团委规定凡有‘海外关系’的同学原则上暂不能入团，还需要继续考察，我感到很遗憾！”说着，他不好意思地将我写的“入团申请书”也交还给我，目见他的脸上现出尴尬的神色。当我从团支书手中接过这份“入团申请书”时，顿时好像有一股寒流向我袭来，冷得我浑身颤抖！当团支书看到我默不作声，眼眶里含着泪花时，便安慰我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望你放下思想包袱，走上工作岗位后，继续接受党的考验，将来不但可以入团，还有机会入党呢！”正是当年班上团支书这番暖心的话，鼓舞了我，让我几十年来对“入党”矢志不渝地执着追求！
一直到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上台后，我才看到在政治上给我带来了黎明的曙光！
1980年3月至1986年7月我在江西德安县萤石矿子弟学校工作期间，我曾担任该校副校长，为了搞好学校管理工作，我开始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到学校党支部，支部还确定我为“建党对象”，当考察期已满，学校支部正准备要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我又于1986年8月调入湖南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5712厂子弟学校，到校不久我又坚持每年给党支部写“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材料”，以表达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的赤诚心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直至1992年12月21日，年届52岁的我，终于看到学校布告栏张贴了我被厂党委批准转正为正式的“共产党员”时，我的眼眶顿时噙满幸福的泪花。
虽然，我的“入党梦”实现得很晚，可以说经过漫长的“马拉松长跑”，几经坎坷曲折的历程，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因为这一天诞生了我的“政治生命”，也是我追求的人生价值观！
九、退休后，南下深圳发挥余热
2004年12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视觉传达专业攻读完硕士的儿子学成归来。2005年3月儿子被深圳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应聘为该公司的“部门经理”，恰好此时老伴也办好了退休手续，考虑当时儿子还未成家，为了照顾儿子日常生活，于是我与老伴协商南下深圳与儿子共同生活；此时，我还将当时曾担任学校“关工委”副主任职务的差事向学校领导办了接交手续。
2005年10月3日我与老伴来到了深圳四季花城社区与儿子共同生活至今。自来深圳落户14年来，我生活在这座绿树葱茏、莺歌燕舞、百花飘香、邻里守望、干群融洽的“全国文明单位”和“最具爱心社区”生活，我和老伴感到无比喜悦！2008年11月儿子与一位武汉姑娘（大学本科、在深圳一家公司任职）喜结良缘，该姑娘对我二老的饮食起居，关爱有加，像儿子一般孝顺我二老。看到儿子来深圳创业后有车有房，而且收入不菲；他们生有一对健康活泼、聪明伶俐的儿女，（孙女7岁，小学一年级；孙子4岁幼儿园小班）当我和老伴在享受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幸福晚年时，更加感受到生活在习近平新时代老年人所享受到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回顾我来深圳四季花城社区落户14年来，我秉承了一位老党员、老教师、“老关工”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观，做到南下深圳继续为特区建设发挥余热，具体表现如下：
1、2006年5月15日以四季花城社区“关工委”的名义，给花城小学中高年级及初中部学生作《弘扬“八荣”、抵制“八耻”，让红领巾与光荣同行》的专题讲座，通过八个生动典型的的小故事，向少年儿童诠释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意义。
2、2011年、2012年相继被《深圳老年在线》、《深圳老年》（市老协官方网站）聘为“特约记者”和“特约通讯员”，我凭借这两个网站的平台，14年来撰写了反映深圳老年文化活动、社区志愿者活动、人物专访、社区党建、隔代教育、家风教育等各类通讯稿300余篇，并多次获得两家网站颁发的《优秀特约通讯员》的荣誉证书。
3、在四季花城《诗社》社长李世琦、徐冰云两位先生及我深圳“文学圈”良师益友的鼓励和支持下，相继于2012年、2015年、2019年出版了《钟胜兆诗文集》、《钟胜兆诗文集》（续编）、《钟胜兆诗文集》（第三集）三本诗文集，合计八十余万字；当第二本诗文集和第三本诗文集出版时，在社区党委的支持下，连续两次在社区“党员活动室”举办了隆重的“钟胜兆诗文集（续编）研讨会”及“《钟胜兆诗文集》（第三集）研讨会”社区党委书记肖兰同志亲临会场予以祝贺；《诗社》还邀请了深圳文学界的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和媒体记者前来参加研讨会，两次参会人员均有20余名。研讨会上气氛热烈，与会人员对拙作均给予了中肯客观的评价，使我受到莫大鼓舞！2015年3月23日，当第二本诗文集举办研讨会时，《深圳商报》以“《钟胜兆诗文集研讨会在深举行》”为题作了正能量的报道。2019年7月27日，当社区党委为我的“《钟胜兆诗文集》（第三集）”再次举办“研讨会”时，有《深圳晚报》资深记者王光明亲临现场进行采访，后在《深圳晚报》上也作了相关报道；另有四季花城社区党委组织委员曾丽静为“研讨会”写了《四季花城党委鼓励老党员出新书》的报道，发到“深圳老年协会”网站的“新闻资讯”栏目也作了相关报道。
4、因《钟胜兆诗文集》及《钟胜兆诗文集》（续编）的相继出版，我先后被“福田区作家协会”、“深圳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5、四季花城社区是个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的“人才库”，自我当了深圳两家老年网站的“特约记者”后，我通过在网站发各类帖子（新闻报道、人物专访、诗歌、散文、小说）结识了深圳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教授、老记者、优秀基层党务工作者和德艺双馨的中老年作家，我一直视他们为我的“良师益友”和我晚年生活中的“巨大精神财富”！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扶持和抬爱！
6、为了挑战自我，我从2006年开始至2019年，我几乎每年参加了龙岗区图书馆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群众文化论文征文活动”，而且几乎每年度获得了名次奖的“荣誉证书”；曾两次参加由深圳市老年协会举办的大型征文活动，一次是2008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举办的“春天的故事”的征文活动；一次是2019年举办的“家风与传承”的征文活动，这两次征文均获得优秀奖，我先后参赛的《今非昔比三十年》、《讲述我家的“家风故事”》这两篇文稿分别编入《春天的故事》及《家风与传承》参赛获奖作品汇编。
7、2013年我向坂田街道党工委提出的关于在坂田街道创办“隔代家长学校”的建议得到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街道老干中心和街道关工委还拟写了一份《坂田街道办关于创办‘隔代家长学校’实施方案》，“方案”中规定成立“校务委员会”的管理机构，由街道关工委领导担任校务会的主任，我荣幸地被任命为具体抓教学业务管理工作的“教务主任”，于是我积极行动起来，在社区“道德讲堂”带头为爷爷奶奶（包括外公外婆）作了《更新教育观念，培养孩子综合素质》、《走出家教误区，教会孩子“四个学会”》、《苦难是孩子成长的好学校》等专题讲座；还专程到长沙请我原来工作单位的老校长向区教育局购买《幼儿家长必读》、《小学家长必读》、《中学生家长必读》等一套教材，分发给街道关工委聘请的12位“隔代家长学校教师”；还亲自下达四季花城、万科城、第五园三个“试点社区”的“隔代家长学校”教师讲课现场听课；另外，根据每位讲师讲课的艺术特色，拍下该教师的艺术照，向老年网站发出正能量的报道，给讲课教师予以鼓励，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自2013年至2014年。在社区党委和街道党工委及市关工委的支持下，创办了一年的“坂田街道隔代家长学校”，正当她要迈开步子“学走路”时，正当四季花城、万科城、第五园三个试点社区的隔代家长学员尝到了学习的甜头时，在地方保守势力的干扰下，不幸让这个“刚学走路的孩子”夭折了！
8、《深圳市“家风建设”调研座谈会》在四季花城召开。
记得 2017年10月8日，我作为一名普通老党员和普通市民，出于对进一步提升深圳市市民文明素质的关注，曾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递交了一份《关于在深圳市全面加强“家风建设”的倡议书》，在这份“倡议书”中，我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会议场合上提出的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系列讲话精神，提出了在深圳市民中全面加强“家风建设”的倡议，在下认为这是从整体上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关键一着“棋子”；在“倡议书”中，还列举了堪称楷模的“习氏家风”的感人事例；另外，还从加强党风、廉风、民风、学风建设上，进一步阐述了加强“家风建设”对全面提升深圳市民文明素质的必要性；最后还在“倡议书”中对加强“家风建设”提出了十条可操作性的建议。没想到此份“倡议书”受到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据悉市委领导还作批示，确定“四季花城社区”为“家风建设示范点社区”，并于2017年12月15日上午市委领导派出了以市文明处处长张玉领同志、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高兴烈同志率领的包括市妇联、市团委及区、街道相关部门的领导十余人专程来四季花城进行调研活动，并在四季花城社区党员活动室召开了《深圳市“家风建设”调研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张玉领处长，还指定我作首席发言人，我在会上向与会各级领导提出了今后在四季花城社区进一步加强“家风建设”的十条可操作性的建议。接着，在座市、区、坂田街道、四季花城社区各级相关部门领导在“座谈会”上也向文明处处长张玉领同志、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高兴烈同志汇报了有关开展家风建设的情况。最后，带队的两位领导作了总结发言：
高兴烈同志首先肯定了四季花城社区党委近两年来，在社区管理中抓“家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指示“家风建设”要迈上新台阶，把家风建设做到制度化、常态化，并在社区传播好家风、制定好家训，把家风家训这一独特的传统文化，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张玉领同志在总结中首先对各部门的汇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今后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号召与会各部门负责同志要把家庭教育作为“重点社会建设工程”来抓，深入挖掘和发现社区“最美家庭”、“文明家庭”、“书香家庭”的鲜活范例，作为广大居民学习的标杆进行广泛宣传，做到“以家风促党风”、“以家风促社风”、“以家风促廉风”、“以家风促学风”，他希望与会负责同志，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以传承好家训，培育好家风、建设好家庭为重点，推动“家风建设”做到健康有序地深入向前推进。
自2017年12月15日《深圳市“家风建设”调研座谈会》召开至今，一年多来，我看到四季花城社区、坂田街道各兄弟社区在社区党委和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巡讲活动、征文活动、展览活动、出宣传专栏等）已将家风建设做到健康有序地向前推进，我为此感到莫大欣慰！
8、来深圳14年所获得的各项荣誉
(1) 2007年在四季花城社区党委的推荐下荣获市共青团颁发的首届“五星级义工”。
（2）自2007年至2018年连续被社区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或“最美党员”。
（3）自2008年至2019年参加龙岗区图书馆“群众文化论文征文活动”历年获得不同名次的优秀奖项。
（4）2008年2012年先后两次被《深圳老年在线》网站评为“优秀特约记者”。
（5）2012年深圳老年协会在市民中广泛征集“长者言行规范”，文稿，我荣幸被邀请当评委；2015年又荣幸地被聘为市老协创办的《深圳老年》一网一刊“特约通讯员”。
（6）2018年4月被四季花城社区党委聘为“2018年度家风示范点建设工作荣誉顾问”；2019年4月被四季花城社区党委续聘为“2019——2020年度社区家风建设顾问”。
（7）2018年5月被坂田街道党建服务中心聘为“家风促民风•共筑文明城”家风教育系列活动的活动顾问；2018年10月在参与此项活动中被评为“和美家庭”。
（8）2015年1月被社区党委推荐荣幸地被龙岗区老干活动中心评为龙岗区“优秀五老”；2016年7月仍被该组织评为“五星级满天星‘两老’志愿服务者”。
（9）2018年8月被四季花城社区党委和坂田街道党工委推荐评为龙岗区“最美家庭”及“最美家庭‘标兵户’”。
（10）2018年9月被深圳市文明办和深圳市妇联评为“深圳市‘最美家庭’”；2019年9月我荣幸地被“深圳晚报”记者邀请参加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影像深圳家谱》展览开幕式”。在展览大厅上，我驻足浏览了深圳创建特区四十年来100个家庭来深圳创业的追梦足迹，也看到《深圳晚报》记者来我家采访时所拍的“全家福”照和和撰写的采访稿，像其他99个“最美家庭”一样有幸刊载在这部反映深圳四十年来面貌发生巨变的厚重文献上。我打算把这部“宝典”很好珍藏，以作为“家风教育”的“传家宝”，世代相传。
十、有生之年的心愿
当我在写这段结束语时,让我想起了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关于生命的意义的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才能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认为保尔这段关于生命的意义的话,也是与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谆谆教导一脉相承的。
想到“共和国”创建70周年之际，我也步入耄耋之年，回顾我这一辈子将近半个世纪身处社会大变革时期，我及我的家庭从风风雨雨中走过，身坠命运的最低谷……。有幸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邓小平同志重新上台，这次党代会的主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英明论述。他的这番科学论述，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生命的春天”！
我想自己的中青年时代，由于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的原因，耽误和浪费的时间大多了，总想趁自己还健在，又生活在习近平新时代这个能让“平民百姓都能圆梦出彩”好时代，所以想在有生之年为圆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尽一份绵薄之力，以尽到一名老党员、老教师、老“关工”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
我想我的父母都是活到八十八岁高龄去世的，我暂时保守地估计我应该活到九十岁没有问题，我自认我是一位“仁者”，孔子云“仁者寿”，这样算我还有十年的“生命之旅”等待我去走完。
我考虑了一下，我这段“生命之旅”的“最后一公里”要做好下面几件事：
（一）把曾经办了一年的坂田街道“隔代家长学校”重新恢复起来，使她建立起有管理机构、有专业化师资、有固定教学场地、有相应教材的进行规范化、常态化管理的“隔代家长学校”。
（二）进一步完善和夯实四季花城社区“老年协会”和“老年大学”管理机构，使她保持规范化、常态化管理机制。
（三）将曾经推行了一年多的市委指定的“家风建设示范点”继续大力推进，并总结经验推广到坂田街道各个兄弟社区，使坂田街道的千家万户都成为和谐温馨的“最美家庭”。
（四）向市教育局、市关工委、市妇联有关领导呼吁取缔私人办“幼儿园”、“兴趣班”、“补习班”，以减轻幼儿园和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促成学生健康成长。
（五）希望有生之年的“作家梦”再上一个新台阶，争取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
上面五项“宏愿”，就是我有生之年报效党、报效国家的赤诚心愿！根据我来深圳14年审时度势所观察到的天时、（习近平新时代）地利、（身处深圳这座“先行先试示范区”）人和（有社区党委乃至市委各级党委的支持；有一群德高望重、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中老年挚友的支持）三个有利条件，加上自己的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努力，我想上述五点心愿一定能在去见马克思之前，如愿以偿地实现！
钟胜兆于2019年9月25日脱稿
